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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届中国城市规划学科发展论坛”观点集锦
2015年11月11日 10:52 来源： “城市规划学刊”微信公众号.2015-10-31~2015-11-3.
2015年10月31日，由金经昌城市规划教育基金、《城市规划学刊》编辑部、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上海同济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主办，中国城市规划学术工作委员会参与联合主办的“第12届中国城市规划学科发展论坛”在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钟庭报告厅隆重开幕。 本次论坛设立了主题演讲和自由论坛“城市设计怎么做”2个板块。 31日上午的开幕式由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党委书记彭震伟教授主持，同济大学副校长伍江教授致辞、同济大学副校长吴志强教授从米兰发来视频致辞。随后举行隆重的“2015年金经昌中国城市规划优秀论文奖”颁奖典礼，中国城市规划学会曲长虹副秘书长主持颁奖典礼并介绍了评选过程及评选结果。董鉴泓教授、邓述平教授、陶松龄教授、陈秉钊教授、伍江教授、赵民教授、彭震伟教授、张尚武教授、杨贵庆教授、沈清基教授等为获奖者颁发奖状、奖牌和奖金。 31日上午共有3个主题报告，分别是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姚洋做的演讲《地理差距与中国经济增长潜力》、上海社会科学院城市化发展研究中心主任郁鸿胜做的演讲《一带一路与长江经济带发展战略》、美国伊利诺斯大学终身教授张庭伟做的演讲《应对挑战：城市规划的自我演化》。
演讲者：姚洋（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
中国和日本的经济发展具有一定的相似性：中国基本采纳了日本1950-60年代的出品导向的增长模式，积累了大量的外汇剩余，对国内物价和资产价格造成压力；中国目前人均收入相当于日本1970年代初期的水平，但人口老化程度却相当于日本1980年代中期的水平，典型的未富先老，不可阻挡的老龄化趋势成为未来经济增长的巨大挑战。 日本经济的两次断崖式减速。第一次：1973年第一次石油危机之后，经济增速从9%下降到3.5%，主要是由于国际市场的变化，从依赖外需到内需，此后增长速度很大程度取决于技术进步；第二次：1993年资产泡沫破灭今，经济增速只有0.7-0.8%，主要是由于人口老化造成国内需求不足，创新乏力。 2008-2009年之后国际金融危机之后，中国的出口也大幅下降，出口推动经济增长的可能性已不大。老年化趋势也会成为未来中国经济增长的硬约束，资产供给增加，但需求不足。
2.如果一组国家具备相同的增长条件，则这组国家的人均收入之间的差距缩小。
要实现收敛，中西部需要做什么？收敛理论提出的收敛条件是：“追赶国家必须具备和被追赶国家一样的经济条件，采取一样的经济政策”。因此中西部需要：1.向东部学习，转变观念，不能总是采取政府主导，要坚持走市场化的道路，；2.建立投资者友好的商业环境；3. 不能只盯大项目，要积极发展民营经济。 中国发展的情景：中国的基础设施完备，能够连接东部与内陆；拥有长江黄金水道，如果南京长江大桥、武汉长江大桥都可改造，使万吨轮直上重庆，内陆地区发展很有潜力。同时，应积极建设内陆城市化区域，如长江中游地区、四川盆地、西咸地区、郑州周边等，不宜遍地开花，需集中力量。 (发言整理：孙莹)
演讲者：郁鸿胜（上海社会科学院城市化发展研究中心主任）
第一：在研究一带一路的战略过程中，挑战大于机遇。 其次：能源中心的转移对中国的影响也非常大。 随着世界制造业对能源的需求下降以及页岩气等新能源开采的增加，使得石油价格从高峰的170美元下降到现在的40美元，过去能源是西产东用，现在是东产东用，美国的页岩气开采非常发达，由此建立的能源新区，使得东亚和西亚的经济迅速滑坡，如今的亚洲潮和难民潮的出现也正是由于能源中心的转移所致。 美国在1947年启动的马歇尔计划，坚决支持欧洲复兴，但有两个条件：1 加入世界经合组织（OECD）2 实行新经济自由主义政策（市场经济），这样做的目的使得美国控制欧洲。在此之后由美国国务卿杜勒斯实行的阴险的三岛链计划，对中国进行封锁。而中国的原油目前依靠50%的进口，而石油的进口将由美国控制的海峡尤其马六甲海峡经过，这对中国的能源安全构成危机，所以中国要打通其他石油能源通道，这就是建设一带一路的战略考虑。所以在一带一路的建设中，带（海洋）比路（陆路）更为重要，从中国提出两洋两极战略可以看出（印度洋、太平洋，南极、北极）。 第二：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至少要经过三个阶段长达50年以上的时期 第二阶段：构成基本框架，包括走廊的建设（需要20-30年）； 第三阶段：五通的互联互通实施（需要50年以上）；
第二廊：中蒙俄经济走廊，到达西伯利亚区 第三廊：中国-中压-西亚，走巴基斯坦和土耳其和印尼，其中土耳其是节点国家，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 第四廊：中国-中南半岛经济走廊，联通东盟国家 海上战略支点：由长三角、珠三角及东南沿海地区组成。 (发言整理：刘飞萍)
演讲者：张庭伟（美国伊利诺斯大学终身教授）
当前规划界正经历某种程度的不景气，规划机构（民企、外企）寻找项目变得困难。在一个不断变化的世界里，没有一个行业可以永远不变，所不同的只是行业转型周期的长短、以及成功演化或被迫淘汰的区别而已。规划属于公共服务领域，具有公共政策的属性，必然受限于城市的经济、政治、社会、环境各个方面。
1 .城市发展阶段及经济条件的变化，促使规划的职责范围、工作对象、内容方法作出调整，是规划演化的首要外因；2. 国内政治气候及执政者理念的变化，使作为政府行为的规划工作的理念及目标不得不作出应变，是规划演化的又一个外因；3. 规划教育，特别是主导了教育话语权的规划理论对规划演化具有极其重要的影响。社会性规划替代物质性规划，在很大程度上是1960年代后自由主义倾向的城市理论成为规划理论主导的结果，这是规划自我演化的内因。
首先，和城市发展阶段有关系。中国过去25年城市建设的成绩有目共睹，但急于以超常速度来推进城市发展，客观上加速了城市的成熟，以至在没有准备好的情况下过早出现成熟过度的问题，越是建设超越了市场需求及经济实力的地方，当前对建设规划的需求越可能停滞。 其次，规划面临的困境，也和中国整体经济转型以及国际经济大趋势有密切关系。 第三，国内政策、政治气候变化对规划行业具有重要影响。分权转向集权，中央政府 增量开发可能更加有限，存量规划可能增加。
城市规划如何自我演化？ 首先，建立并加长规划的产业链。 从上游来看，策划性工作、制定工作政策等；在下游，落实规划决策，参与用地、资金、建设工作，制定规范、组织使用者参与监督管理等，并在建成后从居民及使用者获得反馈。 第二，增强规划的社会效果。例如“细规划、软改造、慢更新”的旧区改造方法，使规划根植于社区中，例如北京从2011年开始进行的“大栅栏更新计划”。 第三，改革规划教育，包括两方面： 1.提升质量而控制数量，减少规划招生。控制规划招生，按照城市化进程的预测来安排招生，可以及早防止未来规划师供过于求。 2.提倡不同规划院校的特色，防止规划教育同质化。有的以经济性为特色，有的以社会性为特色，有的以政策性为特色，有的擅长生态问题，不一定都转向设计方面。 第四，理念的转变是根本。继续发挥规划学术刊物的引导作用，进一步开展关于规划改革方向、理念及具体措施的大讨论。 第五，应该坚持规划的核心信念，“生活宜居，社会包容，生态健康，管理公平，决策透明，观念开放，理性中庸”，这些普世价值是底线不能逾越。 最后，张庭伟教授还结合本届世界城市日主题Designed to Live Together，以一个具体案例：纽约高线公园(High line)，谈了城市改造中的规划理念、规划制度和规划方法的创新。
10月31日下午，“第十二届中国城市规划学科发展论坛”的主题演讲继续进行，由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城市规划系系主任杨贵庆教授主持。 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朱子瑜副总规划师的演讲《城市设计及其作用发挥的路径思考》和华南理工大学建筑学院常务副院长孙一民教授的演讲《城市，从“规划”到“设计”——走向精明营建》，为大家带来了对城市设计的新思考。 百度研究院大数据实验室数据科学家吴海山先生的演讲《时空数据驱动的量化城市》，以丰富的数据和应用案例，掀起了关于大数据的热烈讨论。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城乡规划司孙安军司长的演讲《推进城乡规划改革的若干举措》和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党委书记彭震伟教授的演讲《城乡规划专业人才培养模式的思考》分别从国家政府和学科教育的视角讨论了规划改革的方向和趋势。
演讲者：朱子瑜（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副总规划师）
1 城市设计的定义和分类 城市设计（工作）定义为：以保护自然山水格局，传承历史文脉，彰显城市文化、塑造风貌特色，提升环境品质为目的，对城市形态、空间品质和景观风貌所作的整体构思和政策调控。不同学者和单位对城市设计进行了分类，王建国教授将城市设计分为理论型和应用型；唐子来教授将其分为形态型和管制型；中规院将其分为设计研究型和政策管理型。
城市是文明的载体，城市空间是反映城市文明的窗口。早期德国的城市设计主要表现在工人住房方面。美国的城市设计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为了保证建设不太坏的城市；第二阶段是为了引导建设比较美的城市；第三阶段是为了努力创造有特色的城市。中国古代的城市设计来源于堪舆，强调“天时地利人和”，“天人合一”的哲学观是中国古代城市设计的思想总纲；“知行合一”的言行观是其实践纲领；“情境合一”的美学观是其艺术追求。
城市设计具有以下三方面的作用：第一，完善城镇风貌的重要工具，山水格局是感知基调，公共空间是感知场所，建筑风貌是感知焦点；第二，组织公共活动的重要手段，使其满足市民的公共活动、交往和情感需要；第三，推动经济发展的重要触媒。
城市设计是城市规划的重要组成部分，贯穿于城市规划工作的全过程，城市设计是指导与协调建筑设计、风景园林设计、景观环境设计、市政设计等的主要手段，是城市总体规划和控制性详细规划的重要补充，是实施建设项目规划管理的重要依据。城市设计发挥作用的路径有：第一，明确城市设计的学术定位，完善规划技术体系；第二，确立城市设计管控地位，完善规划管控机制；第三，加强城市设计专业补位，完善建设工作平台。在城市设计中，通过空间形态呼应山水格局，通过城市景观展示诗情画意，通过城市风貌体现地域特征、民族文化和时代精神，构建以人文本、多元包容、充满活力的魅力场所，保持永续健康的城市发展，构建中国特色人居环境，推进美丽中国建设。 （发言整理：冯东海）
演讲者：孙一民（华南理工大学建筑学院常务副院长，长江学者）
在英文里规划和设计是两个概念，而中文是把城市规划设计放在一起的，应该要从本质上思考两者的区别。 中国城市有种种问题，规划的工作方面很多，也背了很多黑锅。中国的城市从来都是千城一面的，但从京都的图可以看出，我们的“千城一面”已经输出到东亚，单纯的理解“千城一面”这个词是否有意义？近代南方地区优秀的城市都是在很短暂的殖民地半殖民地阶段出现，这里面到底是“规划”还是“设计”的作用不知道，但是成果很好。佛罗伦萨和波士顿两个城市能让人亲身感受到规划和城市设计的作用，而对比另一个图景——波士顿的实验由完全没有设计素养的一群小孩来模拟建城市，最后的图纸恰恰就像中国今天的城市。因此应总结近代中国南方优秀城市是从哪些层面着手规划设计工作，是做分析的工作还是设计的工作，以及东西方的差别。
相关城市设计实施案例的经验 好的城市设计确实可以管控城市风貌，并且可以适应将来城市管理的变化。 无论城市设计的一些理念在哪个阶段是起什么样的作用，最重要的还是要不要做城市设计，设计的成果在什么层面能够坚持把它实现出来，然后再去总结，再去谈法定化和工具性。 在建筑设计中也应该主动去从城市设计的角度切入分析，经典的城市设计模版不在于形式，而在于理念，探讨城市肌理有益于建筑师的工作，也有益于城市的公共性。
核心观点 城市营建需要从“粗放”走向“精明”，走“精明设计”的途径。规划与设计是有区别的，把规划比作一个工具，现阶段的规划就像一把粗放的砍刀，但上餐桌之前的工作不能都用砍刀去做，进餐还要用餐刀，因此不要拿规划的砍刀一直砍到设计，城市“规划”需要补上“设计”的课。 没有设计细节，规划或者城市设计难以落地，通过“精明设计”可以更好的支持城市规划理念的落实。作为建筑师，无论是从工程角度还是空间可能性上都必须设计到位，增加设计的力度，达到一定的深度，才能发现问题，保证项目落地。 精明设计是共同探讨，向“规划”学习，做好“设计”，真理让领导去讲。
演讲者：吴海山（百度研究院大数据实验室数据科学家）
一 百度的数据来源 百度可以通过百度搜索感知用户线上需求，百度定位感知用户线下移动行为。 百度的数据来源主要包括：每天上亿次的地图搜索、30亿次的移动搜索、250亿次的定位请求、17亿多的定位轨迹（安卓用户16亿次、IOS用户1.2亿次）。此外还包括百度其它app的定位数据，例如百度糯米。定位数据不止来自百度自身的数据，也来自其他调用百度API的apps定位数据，例如”陌陌“。
二 百度大数据实验室基于时空数据的城市研究案例
通过将春节期间的用户位置可视化，量化了人口的空间分布。可以清晰的看到胡焕庸线，此外还可以看到台湾地区也有许多百度用户。
通过北京某一天每15分钟一次的用户定位地图，展示了用户在一天中的分布情况。
在定位地图上，用户定位数据清晰的反应了城市道路信息。利用路网（road network）和百度地图POI（point of interest），可以识别出城市的AOI（area of interest），反应城市活动的分布情况。
利用用户的移动轨迹数据，可以分析城市活力、城市之间的关联网络、通勤OD的分布（可以精确到50米）、住房空置率、鬼城评估等。通过城市之间的人口流动，评价城市在网络中的重要性和活力，活力大的地区经济发展潜力更好，人们的出游需求会更多。
对今年5月1日北京的本地和外来游客定位数据挖掘，可以发现外来游客常去的九大景点，分别是天安门广场、颐和园、八达岭长城、故宫博物院、后海、天坛公园、北海公园、圆明园遗址、中国国家博物馆。而外地游客中，安卓用户和IOS用户的最常去景点有明显的差异，例如IOS用户常去景点有798艺术区、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心、十渡等地区。
利用动态的时空数据可以为城市的各个方面进行“画像“。例如：7*24小时人口流动、人口出行分析、人口收入分布、当地游客和外地游客分布。利用识别出的人口流动与就业分析可以对各地的就业情况、人口变动、商业人口变动进行评估，为商业机构提供咨询。
三 利用百度时空数据的智慧城市管理（思考与探索）
基于百度大数据的外滩踩踏事件量化分析，发现：“外滩“的搜索量与到访量高度相关，搜索量比到访量提前0.5-2个小时。基于此发现可以做城市人群密集场所的监控和预警。
根据用户的轨迹识别居住地和工作地，对全国划分100*100米的网格，对每个网格统计人数，与基于地图poi数据的住宅区做对比分析，排除新楼盘和低密度楼盘。研究发现：山东乳山市和内蒙古鄂尔多斯市的住宅空置情况比较严重。进一步研究发现，乳山的住宅空置时因为它是旅游城市，而鄂尔多斯的情况与媒体报道不同，新城空置情况有所好转，而老城周边的小区空置情况有所恶化。 某些城市由于经济发展趋势较好，空置情况是可以在将来发展过程中逐渐减缓，因此将鬼城空置情况与就业发展趋势（净增人口趋势）做比较可以筛选出未来情况不乐观的城市，如常州和镇江。
将用户搜索定位到空间上，以热力图代表用户需求，热力图颜色越深需求越大，可以发现潜在的消费需求，为商家选址提供最佳区位。例如某个区域的海底捞需求很大但是缺乏门店、基于优化算法为星巴克等企业的选址提供支撑，都获得了良好效果。
演讲者：孙安军（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城乡规划司司长）
十三届三中全会提出全面深化改革的目标，对正确履行政府职能、自然资源的产权制度、城镇化健康发展等方面提出了要求。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提出了六项任务，要推进农业人口市民化、提高城镇建设用地效率、建立可持续的资金保障体制、优化城镇空间布局和形态、提高城镇建设水平、加强城镇化的管理。另外，去年中央领导也对当前建筑文化缺失的问题提出了批评，在城市规划建设工作座谈会中，提出要强化城市设计、塑造城市风貌的要求。
首先，发展理念与指导思想方面，需要从片面追求经济增长，转变为以人为本，五位一体；从服务经济发展，转变为提供良好的人居环境。 其次，区域战略格局和发展思路的方面，逐步从沿海开放与板块分割，转变为双向开放与互连互通，沿海、沿边相结合的纵深开发格局。 第三，发展模式与建设重点方面，从规模扩张和拉开城市框架为主，转变为以品质提升和结构优化为主；从增量到存量，从数量和效率到质量与安全的转变。 第四，人居环境建设与风貌塑造方面，从挖山填湖，转变为让城市望山见水；从大拆大建，转变为注重城市文化特色。 最后，规划体制与机制方面，从“规划打架”转变为“一张蓝图管到底”；从部门分割，转变为事权明晰，协同分工；从空间扩张型规划，转变为底线管控导向的综合型规划。
首先是探索规划体制的改革。规划体制改革要遵循“所有者和监管者分开，一件事情由一个部门负责”的原则，形成空间规划—开发管制—产权管理的框架。同时要建立空间规划体系，解决空间性规划重叠冲突、部门职责交叉重复、地方规划朝令夕改的问题。目前，建设部已经在全国开始了省域空间规划试点，市县多规合一试点和城市开发边界划定试点。 其次，优化城镇化布局和形态。建设部今年启动全国城镇体系规划，以城镇群为核心，以促进区域协作的主要城镇联系通道为骨架，以重要中心城市为试点，形成“多元、多极、网络化”的城镇空间结构。 第三，提高规划科学性。改变规划理念，提高规划编制水平，提升技术方法的创新。例如，要探索面向存量规划建设用地的规划方法；推进大数据、GIS等技术在规划中的应用；探索海绵城市、弹性城市、韧性城市等规划方法等等。 第四，加强规划的严肃性。主要做法包括：加强对已审批规划城市的实施监督、建立城市总体规划执行情况评估报告制度、将规划实施情况作为各类新区设立审批的前置约束条件、开展治理违法建筑转向行动和将城市规划实施纳入地方党政领导干部考核和离任审计。 第五，开展城市设计。主要措施包括建立城市设计法规体系、建立城市设计技术体系、建立城市设计管理模式和加强队伍建设。 最后，孙安军司长提出：要从建设生态文明制度体系、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高度来认识新时期空间规划体制改革，同时要抱着积极的态度，统筹谋划，争取主动。与此同时，要处理好规划体制改革与依法行政的关系，发挥城乡规划的优势及36万人的规划队伍的作用。
演讲者：彭震伟（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党委书记，全国高等学校城乡规划专业教育评估委员会主任）
1 中国现代城市（乡）规划专业发展历程 ◦中国的现代城市规划教育起源于土木工程和建筑学，长期以来城市规划教育有着很深的建筑学和工程技术学科的烙印。 ◦1952年之前是中国现代城市规划教育的孕育阶段。仅有个别土木/建筑类院校开设以讲座为主的现代城市规划课程。如苏州工业专门学校建筑科的“都市计画（1926）”、国立中央大学的“都市计划（1928）”。 ◦金经昌、冯纪忠先生1940年代后期在同济大学土木系为高年级学生增设城市规划方面的课程，并成立市政组。同时，梁思成先生在清华大学建筑系大力推进教学改革和设置规划组。 ◦1952年全国高等院校院系调整，开始了中国城市规划专业设置及其专业教育。 ◦同济大学于1952年创办了全国第一个城市规划专业（都市计划与经营、城市建设与经营专业）。 ◦20世纪50年代的城市规划，被看作为是国家计划的落实与延伸，专业教育紧密结合国家建设的需要，主要是城乡规划。 ◦20世纪70年代起，1976年唐山地震后，经济地理专业开始参与城市规划工作。 ◦1980年代开始注重城镇体系规划，认识到城市规划不能“就城市论城市”、区域城镇体系规划不能“就区域论区域”，地理学界与城市规划部门开始积极开展市域城镇体系规划的实践。 ◦20世纪90年代开始，业界开始意识到城市规划不仅仅是物质空间规划，以往中国城市规划注重微观技术而忽视宏观社会、经济以及政策研究，影响了城市的持续健康发展。城市规划专业教学中的社会经济类课程得到重视和加强。
◦1998年我国成立了全国高等学校城市规划专业指导委员会和全国高等教育城市规划专业评估委员会。 ◦截止2013年，全国设置城乡规划专业的高校共196所，在校本科生总数为37037名。2013年当年毕业本科生5953名，当年招生本科生8970名。 ◦从1998年开始实施全国高等学校城市规划专业教育评估，至今已17年。全国已通过专业评估学校情况（截止到2015年5月）
3 新形势下专业人才培养模式思考 新型城镇化发展形势下城市规划教育的三个转变： （1）研究对象关注变化：城市→城乡 在城乡规划原理上改变城乡规划把城和乡简单相加的思路，将乡村规划教学与城市总体规划教学相结合。 （2）城乡规划内涵变化：城乡规划体系→“空间规划体系（三规合一）” 城乡规划教育需要应对“多规合一”的探索。 （3）规划理念方法变化：城市增长→城市更新；增量规划→存量规划 目前的规划都在思考对增量的规划管理，规划教学体系中增量规划与存量规划之比约为95% ：5%。导致一个城市的总体规划，如果没有了增量，就不知道怎么编了。规划思路需要改变，需要通过存量来提升质量；需要对产权、经济、服务质量评价等方面更多的学习。 (发言整理：陶聪)
自由论坛：城市设计怎么做？
11月1日上午，学科论坛的自由论坛以“城市设计怎么做”为主题。本次自由论坛由中国城市规划学会学术工作委员会主办，由学工委主任委员、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孙施文教授主持。 论坛首先邀请了东南大学建筑学院副院长段进教授、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院长李振宇教授、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王伟强教授做主旨发言。 主旨发言结束后，自由讨论环节，多位教授及来自全国各地的专家学者就“城市设计怎么做”这个话题展开了积极的讨论，会场嘉宾各抒己见，气氛热烈。
演讲者：段进（东南大学建筑学院教授 东南大学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副院长） 对以往的城市设计进行评估，对不同类型、不同做法、不同使用的城市设计进行绩效考察和研究，由此来探讨城市设计应该怎么做的问题。 以常州市城市设计评估为例，通过对2007-2014年来的10多个城市设计评估/评价案例进行了调查整理，得出评估具体内容与方法如下。
◦评估目的：提高实效性。 ◦评估特点：对象多、类型多、评判标准复杂。 ◦项目分类：总规层面的城市设计即总体城市设计；控规层面的城市设计即已和规划衔接但未落实的规划设计及已和规划衔接并已落实的规划设计。 ◦评估内容与测度：物质空间的实施动力评估、实施的公共价值评估、跟法定的衔接评估三方面，其中前两方面极其重要。 ◦评估流程：从部门访谈、图纸对比、现场踏勘、问卷调查、文献分析、专家座谈、数据统计分析法，最终到城市设计分析。
按项目不同属性统计： ◦区位方面，在新城和老城分布较为均衡，但乡镇的所占比重略低； ◦编制主体方面，市规划局编制的城市设计所占比重最高； ◦项目类型方面，新城开发的城市设计所占比重最高，接近一半，历史街区保护的比重最低； ◦规划范围面积方面，1-5平方公里所占比重最高，接近一半，小于1平方公里的比重最低； ◦对应法定规划方面，控规阶段城市设计的数量是总规阶段城市设计的三倍； ◦编制时间方面，先于法定规划编制的所占比重远远大于同步于法定规划或后于法定规划编制的城市设计； ◦编制目的方面，指引法定规划型所占比重最高，超过一半，比重最小为宣传招商型。 ◦结果表明，已经衔接实施的和已经衔接未实施的占了比较大的比重，均为38%，未衔接的占了24%。总的来说，大概50%左右能够起到效果
在43%已废止的城市设计中，废止原因多数是由上层决策方向的转变而造成项目的作用失效，应加强城市设计修编制度与程序的建设，并逐步强化城市设计成果的实效性与稳定性。
3 评估结果的原因分析 编研技术与方法方面的原因如下：编制目的不清晰；编制内容与成果形式多样，不规范；缺少对公众意愿的调查与研究；缺乏对文脉延续、空间识别、场所认同等文化方面的研究；忽视建设时序的研究与合理安排；缺少对市场需求及建设运营方面的弹性应对；城市设计控导缺乏与法定规划语言的衔接；由于管理造成的问题也很多，在此不再赘述。
4 改进的对策和建议 优化城市设计的方法和思路；制定城市设计编研的行动计划；城市设计编审、实施与管理平台创新。 最后，段教授认为，为了促进城市设计实效性的提高，城市设计方法与思路的优化方面应秉持以下“4个导向”：以目标和问题为导向、以操作和行动为导向、以人本和文化为导向、以开放和弹性为导向。
演讲者：李振宇（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院长 教授） 李振宇教授用4-1-6的脉络阐述了自己的观点。
2.同济规划、建设、设计专业进行座谈会讨论，依然没有统一的想法。 3.规划学会城市设计分会在设计南院也做了一次比较大的设计论坛来进行讨论。 4.建设部人事司召集老八校到天津，讨论要不要在建筑类学校里面设城市设计专业，对此老八校认为，研究生阶段上课商榷，本科生阶段进行这样的划分未必可行。
这个故事说明，城市设计是通过想做城市更新工作的争论中产生的，具有四个特点：第一，必须由邀请或者公开竞赛决定；第二，赢得竞赛的方案通常成为实施方案；第三，城市设计经过批准可以超越规范；第四，城市设计的价值取向有中层高密、缩小路网、开放街区、功能混合、统一中有变化、多样类型、遵循历史文脉等特点。
第一，要明确狭义的城市设计：广义的城市设计太宽泛，小到两栋房，大到几十平方公里。因此，应该明确城市设计的概念范畴。 第二，城市设计应该进入法定规划体系，对收费标准给予明确，避免恶性竞争； 第三，建议控规之后做详细的城市设计，作为对建设的指导； 第四，必须中立，城市设计第一要义是保证公共空间，保证公共利益； 第五，要有调规的权力，要能够通过城市设计对控规、详规形成反馈，允许调整规划； 第六，要小型，城市设计应该解决公顷级的问题，即1公顷到100公顷的尺度内。
演讲者：王伟强（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 教授）
城市设计是贯穿城市法定规划各个阶段的全过程的，小到几公顷，大到几十平方公里都是城市设计的范畴，因此，谈城市设计，就应该谈哪个尺度下的。讨论城市设计需要一个语境，以减少对城市设计的理解与认识、工作方法及对象、管理与决策中的差异。城市设计并非一个专项规划，不应与之并列到一个层面上去。
关于“城市设计”这个名词
关于城市设计教育
自由讨论| 观点交锋
参与自由讨论的嘉宾包括：
段进（东南大学建筑学院教授 东南大学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副院长） 朱子瑜（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副总规划师） 李振宇（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院长 教授） 王伟强（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 教授） 周剑云（华南理工大学建筑学院 教授） 袁奇峰（学工委委员 中山大学教授） 王富海（学工委副主任委员 深圳市蕾奥城市规划设计咨询有限公司董事长） 周建军（学工委委员 浙江省舟山群岛新区总规划师）
（根据现场记录整理，未经作者本人审阅。限于篇辐，只摘录片段若干。）
主持人：城市设计应该是作为贯穿城市规划各阶段的一种理念和思想方法，还是应该成为独立、具体的一类规划形式？
段进：更侧重于作为一种独立的规划，大部分情况下还是一种规划设计形式。关键是在哪个层面：是在教学中谈、还是在实践中谈？ 朱子瑜：91年以前，城市设计都是作为一种理念和方法运用于规划的各阶段。我个人认为它应该是一种理念和方法，但我正在做城市设计项目时，它就是一种规划形式。 李振宇：今天在这里讨论，就一定是作为一种规划形式，因为理念和方法很多，可持续、公平都是理念，理念不需要设立专业。 王伟强：我倾向于是把城市设计作为一种理念。原先提把建筑设计从局部扩大到整体，从建筑扩大到场所，从物质扩大到社会，用基本保证公众利益的理念介入到物质规划。
主持人：请朱子瑜教授介绍一下建设部正在起草的城市设计编制管理办法中，对这个问题的考虑。 朱子瑜：从政府的角度看，把城市设计作为一种具体的规划形式，政府并不关心总体规划中是否有城市设计理念。但我们认为，规划的各个层次，都需要运用城市设计的理念。我们最后提“城市设计是城市规划的组成部分”，即无论做规划还是教规划，都别忘了城市设计的理念；“要贯穿城市规划工作的全过程”，规划编制、审批都是规划工作。
王伟强：肯定是规划。城市设计的客户90%以上都是政府，政府做城市设计是保证公共利益，城市设计是用来保证公共利益的，这就应该是规划师的工作。 李振宇：好的城市设计一定是“设计”。浦东陆家嘴规划其实是个城市设计，四个方案的设计师，如伊东、罗杰斯等，都是建筑师，是具有理念和方法、有城市规划背景和素质的建筑师。 朱子瑜：在我们的城市设计编制管理办法中，提到“具有相应规划资质的单位，编总体城市设计和区段城市设计”，我们希望城市设计成果更偏重公共政策，是一种控制和导则。个人认为，谁做的好谁做。受过空间形态训练的规划师，最好。 段进：总体城市设计和区段城市设计，要求有规划资质的单位，但也不代表建筑师不能做。工作应该是联合团队。最后要落实到规划法定体系里，还是应该由有规划资质的单位来完成这一步。 孙一民：结合昨天我讲的案例，我们做的城市设计弥补了之前控规的一些缺陷。所以该谁做？谁做的好谁就做！
城市设计控制的是城市形态还是建筑形态？城市设计控制的是与公共空间相关的建筑形态。关键就是定义公共空间的尺度。但如果把建筑以外的所有空间都定义为公共空间，并且用法律管起来，是很可怕的。
主持人：城市设计到底管控什么？城市设计讨论之热，起因是政府希望通过城市设计，加强城市的美学追求，来避免“奇奇怪怪”的建筑。那么问题是：城市设计能控制得住建筑的形式吗？ 周建军：城市设计不是万能的。无论规划还是设计，和最后实施的结果都可能是完全一致的。城市设计是所有部门共同参与的，不是规划师或者建筑师能单独完成的。现在最重要的工作，就是要让一线的规划管理干部在工作中有“城市设计”的理念。这必须理念必须是个普世价值的、简化的、有用的。 孙一民：城市设计能管好公共界面，建筑形态管不住。很多建筑形态是业主、发展商决定的。城市设计不要留在形态上，应该关注公共界面、公共性的东西，形态是控制不住的。 王富海：近日里城市设计突然热起来的前提是什么？最高领导人关注的是建筑形态，比如欧陆风问题。这次城市设计大讨论的前提就是要“管形体”。比如在巴黎，任何一个改建、新建的建筑，大的形态、形体都是有控制的、可超出的范围不多，但是细部工作还可以做很多，细节很丰富，那才是高明的建筑师。
段进：规划师眼中的城市设计，强调控制，控制的原则是不出现最坏的结果；建筑师的想法是，求最好。规划师强调更加系统性控制。而实际上无论怎么做，有一些共识、系统性的、公共利益，是大家必须要达成一致的。 朱子瑜：城市设计是不是设计城市？城市设计里有设计城市的部分，是每个部分的累加。今天部里想说的不是设计城市的城市设计，是设计控制的城市设计。建筑师是演员，但总得有导演，有脚本。 王伟强：城市设计应该是由“城市空间的利益相关方”来做，这里包括开发商、市民、政府。由规划师牵头，建筑师、交通师、经济师等等专业人员合作，并听取利益相关方的意见。 城市设计团队需要平衡协调的，公共利益价值取向相关的内容，都是城市设计需要控制的。但不宜控制创作内容。 袁奇峰：城市设计应该是关注公共利益、空间的公共性的。该不该控制，应该控制！怎么控制？要有好的机制保障。比如广州的规划委员会制度，虽然因为一些原因一直有变化，但有比没有好。城市设计的控制，应该把类似规划委员会这样的制度纳入体制，保持对空间美学评价的长期跟踪、对公共性的长期坚持。从体制的角度，要设计长期的机制。
袁奇峰：要有感性，也要有理性，最后要靠灵性。 孙一民：城市设计是有价值观的（多样性、可达性等），城市规划没有价值观的。收敛点灵性，别太自信，理性多一点，灵性是可遇不可求的。 李振宇：理性指导下的感性，规划出题，建筑答题。
王伟强：城市设计怎么？随便做！更多元的做，不要法定化，条目化。 李振宇：建筑规划是一家，城市设计要叠加 朱子瑜：不管做城市规划城市设计，如果你的规划拿不出设计的解决办法，规划不是好的规划，如果城市设计或者是建筑设计，在规划上一点都交代不清楚那也不是好设计。 段进：城市设计还是要问题导向，把要解决的问题做好，然后落实，大家共同努力。 孙一民：问题来源于基本概念不清。答案在文献里、在案例里。我们已经开始在本科生里有专门的城市设计教育。希望有一天有城市设计师出现，不用问是规划师还是建筑师，但他能做好城市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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