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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绅士化”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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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念


  战后,西方国家经历了城市化郊区化逆城市化等城市发展过程,并在上世纪60年代末的英国出现了一种“绅士化(gentrification)”的城市运动。此后在北美、欧洲和澳洲也出现更大规模的“绅士化”运动。“绅士化”作为一个新的研究视角,在城市生活空间的重塑、居住空间分异、社会组织结构变迁以及城市中心城区的复兴过程中有着重要影响,越来越得到学者的关注。 
     “绅士化”的概念最早是由格拉斯(Glass,1964)自英文“gentry”中引申而来。根据1980年牛津字典解释,是指“中产阶级家庭进入城市某些区域,造成财产价值增加,并随之而来导致贫穷家庭迁出的效应”。关于“绅士化”的界定标准、动力机制和后果的分析,西方学者还存在分歧,目前尚未形成统一的观点,但对绅士化的研究却日益成为西方城市地理学关注的热点问题。比较典型的定义有以下几种。
  • 绅士化是由中上等阶级对破败的城市房地产特别是工人阶级的邻里的重新建设,即绅士化是中产阶级进入城市化地区引起房地产价值上升和使较贫困的家庭迁离的运动 。
  • 绅士化是发生在城市中心及其附近有破旧房屋的邻里,由相对富裕的阶级替换低收入阶层,重新塑造新邻里的过程。
  • 绅士化通常是中产阶级和富裕家庭进入下层阶级(工人阶级)家庭邻里的运动,它表现为一种典型的阶级生态论的反向侵入-演替过程。
  • 绅士化是这样一个过程,高收入群体进入内城某些衰败的区域,将其改造升级为条件较好的独户家庭或共同居住的区域,这些衰败的区域在历史上曾经非常有吸引力。


综述

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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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绅士化表现形式 编辑本段回目录

  绅士化最初是一种居住变迁的过程,常常是和劳工阶层居住地区的复兴有关,中产阶级出于出勤便捷等考虑,从城市郊区迁入城市中心内劳工阶层居住的社区,并按其审美观和生活方式,对房屋、商业环境、休闲娱乐场所等进行改造,从而使得这些区域重新获得投资者的青睐。
  绅士化也会发生在建筑实体于经济上已经完全荒废但可以重新利用的非居住区内,如纽约的SOHO。这涉及到中心城区的基础设施重建和内城的土地利用等方面。由于缺少投资或其他原因,这些地区的建筑在过去发生了贬值。投资者试图针对这些无人居住的建筑进行商业再开发,挖掘其居住、办公、游憩等价值,区位价值也渐渐得到了肯定,使得绅士化成为一种有利可图的选择。


2 绅士化过程和机制编辑本段回目录

  “绅士化”现象最早出现于20世纪60年代末的英国。而呈一定规模的绅士化发生于70年代和80年代的北美、欧洲以及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等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城市中。绅士化过程具有一定的国际性趋势,据美国城市土地机构估计,北美70 %的有衰落区域的大城市经历了绅士化,而北美大城市的部分衰落在北美郊区化过程中是比较普遍的现象。
  绅士化过程的实质如下:首先某些富裕的“先驱人物”侵入旧城的破旧社区,然后发生演替,随着小房地产商、金融机构和建设公司参与购买和改造旧社区中的独户住宅,而一定程度地提高了社区质量; 随后,大开发商和投机商购买多户住宅,将其改造重建为豪华公寓。绅士化是资本主义不均衡开发和租金潜力作用的结果;是服务业经济发展和居民生活方式偏好改变的结果;是资本郊区化和城市建成环境改造成本降低的结果。绅士化过程改变了许多旧社区的面貌、构成和环境,提高了住宅质量和社会服务水平,改善了中心市的政治动荡,提高了中心市的税收基础;同时,它降低了低租金住房的供给,使低收入的房客失去了部分房源而被置换出去。

  具体来说,针对于一个特定的地区,绅士化分为四个发展阶段。(四个阶段是西方学界共识,每个阶段的名称为作者自拟) 
  第一阶段,帕累托改善期。一些新来者,如艺术家等占据空置房屋,但并没有引起租金的上涨,这一阶段,可以说是“帕累托改善”时期,所有人都感到获益的城市复苏呈现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想必正是这一景象使简.雅各布斯(Jane Jacobs)对波士顿的“北端”社区充满了迷恋。
  第二阶段,租金上涨期。第一阶段的帕累托改善往往好景不长,逐渐涌入的中产阶级、逐利的商人等新来者引起了租金上涨,最贫穷的租住户开始被迫离开。就是在这个阶段,原来在798办画室的画家们逐渐离开去寻找租金更低的地区,798逐渐演变成财大气粗的画廊和特色旅游商店的聚集地。
  第三阶段,房地产交易期。更多的新来者准备购买房屋,产权的变换不仅会驱离更多的贫困人群,甚至最开始为这个社区注入了新鲜血液与活力的创意人士也不得不离开了,从这时开始,充满艺术气息的城市复兴活动让位给了铜臭味十足的房地产交易。在西方,除了有产权的原有住户获得收益,其他社区中的人群都感受到了说不出的不公正。正是有感于此,很多学者都说“一个地区往往成为自身成功的牺牲品”。但是,更糟的还在后面。
  第四阶段,大鱼吃小鱼期。由于这个地区的房价上涨已成定局,开发商开始大规模介入,大规模的房地产开发不仅使更多穷人被迫搬离,甚至原有的独立产权人也要在放弃故乡老宅和获得高额补偿之间做两难的选择。到了第四阶段,只有资本雄厚的开发商才是赢家,和社区关系更密切的所有其他人都成了被剥夺者。大规模开发结束后,整个地区确实脱胎换骨了,但是,无论在居民构成上、还是社会心理方面,新的社区和以前已经没有一点关系了,簇新的城市没有历史,没有时间,没有诗意。
  没有特殊的理由或背景,第四阶段会成为所有城市再开发地区的宿命。还是著名的798地区,2006年几乎被住宅开发项目连根拔掉,后来由于包括德国大使在内很多知名人士的干预,才继续作为原工厂的租赁房屋存在。引人深思的是,开发商看重798的厂房搞开发,只要业主——工厂愿意,这个行为就是合法的,无论是艺术家、还是画廊,作为租户有什么理由霸着不走?这样的纠结也许恰恰说明,在现行的法律框架中,除资本以外的贡献在城市的发展中难以被衡量,更别说被理解和被利用了,难怪西方社会中长大的规划学者对资本主义都怀着普遍憎恨的心态。
  通过以上四个阶段我们不难看出,在一个自由市场和资本主导的世界里,绅士化并不一定和政府的作为有关。平心而论,英国“城市复兴”(Urban Renaissance)政策中以社区为主导的初衷,已经考虑了对大型资本的抑制,他们想要把绅士化叫停在第三阶段,避免资本对大多数人造成剥夺的最坏情况。我国的各种旧城保护政策也多多少少起到了类似的作用,至少是在一定程度上屏蔽了开发商的大拆大建。

  那么,为什么不管有没有政府介入,绅士化都会发生呢?
  对于“绅士化”成因的研究,一度是西方城市规划学科中的热点。根据主张不同,一众学者又可以分成 “供给”(Production-Side)与“需求”(Consumption-Side)两大阵营。
  “供给派”主要研究何种经济动力使得城市再开发选中了特定的地区。其主要领军人物是Neil Smith。1979年,Neil Smith利用经济学的分析方法研究了美国城市再开发的案例,提出了地租差理论(rent gap),核心意思是说:由于衰落地区与同等区位地区相比,提供了可供资本盈利的地租差,从而引来资本的注入,形成了城市再开发。所谓城市复兴,实际是资本回归旧城赚取利益所推动的,是资本逐利的过程,而不是所谓追求新的生活方式或文化品位的“人”的回归。
  “需求派”主要关注这些回归城市的较高社会阶层的“人”来自哪里。这一派的学者更多,如Ley、Florida、Berry等。他们认为,随着城市产业的发展与升级,城市的就业岗位从原有的制造业为主转向服务业为主,现代人的生活方式与家庭结构也随之转变,催生了一系列重归城市生活的人群。如:部分中产阶级由于郊区生活和交通成本上升,选择重回城市生活( Ley1980; Butler 1997);年轻而受教育程度高的雅皮士(yuppies)因无法忍受郊区贫乏的文化生活而选择城市中心区作为自己的定居地(Ley 1994);由于新点子总是需要老房子提供的低地价,创意人群(Creative Class)重新看重了已经衰败的街区和工业厂房(Florida 2002);此外,构成绅士化社区中回归阶层的还有:丁克家庭(childlessness)、“空巢”的老年家庭(empty nesters)(Berry 1985)以及女权主义者等等。

  (注:本章节3-13段落来源:王昊.城市更新与绅士化.“中国青年规划师联盟”微信公众号.2015-03-02.& 2015-03-12.)

  绅士化形成的直接结果有以下4个方面:1) 旧城中的破旧居住区财富增加;2) 中低收入社区的社会等级提高;3) 改造、建设新的住宅;4) 新生代和第二代移民的物质地位发生好的变化。
  因此,绅士化形成机制比较全面的概括为:
  1) 由于城市蔓延、能源成本上升、严重的通勤问题等因素的作用,促进家庭接近市区工作地;
  2) 郊区住宅成本的不断上升刺激家庭,特别是新的家庭重新审视较廉价的内城区位;
  3) 生育高峰时期出生的人口住房需求开始大量进入住房市场,引起需求趋向于内城利用不充分的房源;
  4) 存在某种社会精神和信念,要求改变城市中存在的偏见,拒绝郊区化景观中的社区均质性和文化匮乏状况,提倡内城“特色社区”,即具有个性鲜明的建筑、多元化的社会文化以及接近市区愉悦环境和休闲机会;
  5) 家庭结构发生变化,子女减少,双收入家庭比例大增,郊区大宅和院落需求降低,同时可以降低住宅的维护成本;
  6) 形成相对郊区家庭信念的独身倾向的生活方式,包括同性恋文化和非传统生活方式;
  7) 为满足不同需求,各种机构,包括政府采取措施提高内城利用不充分区域的居住(在美国有些地区完全是重建废弃的内城场所) ;
  8) 城市经济的重组,市区白领服务活动增加,制造业扩散后扩大了内城住宅市场。

  

3 西方城市地方政府的作用编辑本段回目录

   与其它方式的城市更新相比,“绅士化”运动的过程通常是一种比较完全的市场行为,政府的介入比较少,但是政府还是在某些方面进行引导,如通过提供资助与贷款来推进“绅士化”运动,政府对社区的基础设施进行投资等。另外,政府还通过对税收的调节来行使自己的职能。
  对于西方城市地方政府的决策者来说,旧城区中发生的“绅士化”运动是一个两难的选择。一方面他们希望借此可以吸引中产阶级进入中心城市来复兴城市,中产阶级需要并可以支持高质量的公共服务设施,而这些服务设施又可以供全体市民利用。“绅士化”运动可以吸引新的投资,而这些投资可以为市民提供工作的机会。但是,从另一方面来说,为了吸引这些中产阶级,“绅士化”运动必须为他们在城市中心地区腾出一定的空间来,这就不可避免地要动迁穷人。许多决策者认为与其中止“绅士化”运动,还不如采取措施来对动迁的过程进行监控或者对原住居民进行财政方面的资助,以使他们能够留在原地并且对他们的住房进行更新改造,或者对必须进行动迁的居民给予财政方面的帮助以使他们顺利地动迁。
  西方学者的研究认为,政府必须对“绅士化”运动的过程进行监控,政府必须维护全体市民的利益,龙其是原住居民的利益,而不是仅仅保护中产阶级的利益。


4 西方绅士化的研究困境编辑本段回目录

  在西方城市中,政府部门对各种形式的“城市再开发”大唱赞歌,而学者阵营不遗余力的以“绅士化”对其唱衰,是以党派轮流执政为背景的。在这一背景之下,学者对于现有政策的反思和批判,能够不停地为反对党造势,因此很有市场。所以在西方社会,学者几乎是以骂政府为生的,谁骂得好、骂得深刻,谁就有更大的影响力。这样的政治现实使得“政府”和“学者”有意无意地选择不同的角度,有选择性地看待问题,从而造成了“鸡同鸭讲”的乱象。例如:针对城市再开发与绅士化现象,政府部门的评价体系多只涉及宏观的经济社会改善指标,如GDP,就业率等。而对于在这一过程中,各个社会阶层所获得的利益与失去的利益,却选择性地“缺乏思考”。而学术界对这一过程分析与批评都十分透彻,但却始终没有问一问,如果让你来做,你会怎么做?会做得怎样?刻意拒绝换位思考的后果是,骂了半个世纪的西方学术界,并没有为改善城市再开发的过程,避免最坏的绅士化现象提出有建设性的政策框架。 
  当然,对这样的状况,西方学术界自身也深感不安。因此进入二十一世纪以来,绅士化研究更偏重于案例分析。研究者试图通过对不同城市复兴手段及实施效果的案例研究,发现在这一过程中,何种政策设计能够使得处于社会底层的原住民获得更多的收益或者更好的后续发展机会,并提出切实可行的实施建议。令人沮丧的是,在习惯于骂声的西方学术研究界,这种不温不火的研究方向反而降低了“绅士化”领域的学术号召力。与此同时,借鉴他国经验的方法,也存在对本国国情是否能够适应的问题,西方现在的“绅士化案例比较法”研究,能否真正对城市再开发起到好的修正作用,还有待时间检验。 
  实际上,西方绅士化研究最大的悲哀似乎是,它发现了一个在现代社会中根本不可能避免的坏现象,就如同发现人都要死,但是又发明不出长生药一样的尴尬。 
  那么,我们的城市都要死么?

(注:本章节来源:王昊.城市更新与绅士化.“中国青年规划师联盟”微信公众号.2015-03-02.& 2015-03-12.)

5 思索:绅士化愈演愈烈的社会经济根源 编辑本段回目录

  对于城市复兴与绅士化,西方左翼规划理论家的批判已很到位。他们写道:“通过旧城复兴,城市营销等一系列城市政策的实施,财富确实被创造出来了,资本确实得到了累积,但同时,只有资本的拥有者获得了收益,广大的低收入人群被排斥在发展机会之外,涓滴效应始终难以兑现,很多发展甚至以牺牲低收入群体的利益为代价。”

  然而批判归批判,东西方无论何种政体,似乎都挡不住“绅士化”的脚步,绅士化已经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全球化”现象。事实上,城市发展的这一困境来源于市场经济规律本身。

  市场交易的产生,不可避免地带来资本的累积,而不断累积的资本有着天然的获利冲动,必须找到新的投资领域。即使在古代,城市也是资本最终积聚与投资的最大一个领域。可悲的是,在一定的生产力发展水平之下,在一定的地域边界之中,城市的投资机会饱和后,过量的资本还能在哪里获利呢?劫贫济富的模式一旦开启,一个经济边界相对清晰的社会就会在两极分化中崩溃。这也就是为什么历史的“观相学家”斯宾格勒会发现:城市大发展是各类文明盛极而衰的标志。对于这种盛极而衰的崩溃,有着数千年历史的我们更是不会陌生。

  由于地理大发现和工业革命,最近200余年人类社会的崩溃周期和崩溃方式发生了变化。在西方,工业革命早期,本国消化不了的资本可以诉诸于海外的殖民地,只要把处于农耕文明状态的其他社会变成自己的模样,自己就可以继续存在,无怪乎有的学者把资本主义比作吸血鬼,因为二者有着同样的增殖方式。同时,技术革新为资本的投资创造了一个又一个新的领域,先是普通的初级消费品领域,然后是耐用消费品领域,再后来是完全不同于古代城市的超级城市化(D.Harvey 1999)。

  当然,有时由于新兴产业门槛过高,资本难以顺畅地“升级”,导致某些国家和地区爆发了经济危机,而政府关键时刻的干预终于使资本跃入高一能级的循环,以凯恩斯主义为理论基础的罗斯福新政,以及美国发明的住房抵押贷款制度等,都是这方面政府干预的典范。对于我国而言,后发优势带来的30年发展,实际上是将上述资本循环升级过程急速组合在了一起,稳定的社会环境搭配先进的制度经验(住房抵押贷款制度),强势的政府更能保障资本循环的升级过程不出问题。

  但是,如果全球化把所有的地方都变成了资本主义的吸血鬼,同时,新的、能与城市化相媲美的巨大市场还没有被创造出来又会怎样呢?不要忘记,城市化这轮的资本累积是无比巨大的:无数豪华的基础设施(高速路、地铁、机场)、各类基础产品(钢筋、水泥、能源电力)以及各式的消费品(从家具、家电)均与之相关,什么样的投资平台能“接棒”城市化的资本累积呢?计算机和互联网创造了整个的虚拟世界,但其在真实世界的投资拉动似乎仍然无法和房地产相比拟,因此有高科技泡沫破灭之说。

  在上述背景下审视“城市复兴”与“绅士化”,不难发现其欲罢不能的根源是:由于缺乏新的“接棒者”,房地产这一老产业只能勉为其难地支撑越来越大的资本累积。在全球竞争的背景之下,不仅是我国,即使是标榜小政府、市场主导、自由化发展的西方城市,其政府也都将提升城市竞争力作为主要战略。在其他产业支撑乏力的背景下,为了提升税收、稳定就业,城市复兴也就成了城市政府难以放弃的手段。为此,即使是西方城市,实际上政府的角色也不像是个无为的“裁判员”,通过制定鼓励政策、成立相关机构、引进公私合营等各种手段,营销着自己可调动的一切资源。

  更为不幸的是,在所有国家所有地区的“城市化”资本循环过程中,都是只有“资本的拥有者”才能伴随经济增长获得直接的收益。对于这一点,中国人似乎有天生的直觉,因此才会出现中国住宅私有率明显高于美国的现实;而“很傻很天真”的美国人只有等到被城市化浪潮盘剥殆尽了,才想到去“占领华尔街”。更可怕的是,城市化不像其他的轻工产业,它倾向于通过固化资本(楼房和基础设施),加大资本的不均衡分布。资本分布不均与贫富悬殊并非一个概念,它不是一个状态,它更关乎未来的发展机会,如同90年代初就业的人们虽然比现在的年轻人更穷,但显然发展机会更好一样。发展机会的逐渐丧失,使得社会的“新来者”——刚刚加入社会的新的劳动力,更容易感到焦虑与绝望,继而变成潜在的破坏者。美国的占领华尔街运动乃至香港的占领中环,似乎都在暗示着社会大众感到机会越来越少的隐忧。一个不能实现“壮有所用”的世界,如何能够保证“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西方社会福利制度的退色和公共利益的解体,除了意识形态的转移,也必有其棘手的经济根源。

  诚然,找到社会发展的新机会与新方向并不一定是规划师能力所及,但是,认清了资本在城市化中的运转模式,还是会加强我们对“绅士化”的理解。好消息是:我国的城市化率毕竟刚过50%,如果要死也应该是西方的城市先死。如果我们现在就有了濒死的症状,一定是城市化本身的动力还没有用足,老机会还没有被充分发现而已。


(注:本章节来源:王昊.城市更新与绅士化.“中国青年规划师联盟”微信公众号.2015-03-02.& 2015-03-12.)

参考资料
[1].  邱建华.“绅士化运动”对我国旧城更新的启示. 热带地理,2002年第2期.
[2].  孟延春. 西方绅士化与北京旧城改造. 北京联合大学学报,2000年第1期.
[3].  钱洛阳,朱海森. 西方国家“绅士化”研究进展综述. 世界地理研究,2008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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